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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4章 仓法——北宋时期的“重禄治赃”（第3页）

程家排行老六的表弟程之远（字德孺）罢广南东路提刑之任为主客郎中（礼部所设，掌管少数民族及外国宾客接待之事），经过扬州时，东坡先生以自己珍藏的仇池石相赠。陈师锡（字伯修）被除为校书郎，赵令畤将接替晁补之为扬州倅，东坡都或作诗或致简，表达了祝贺。完了，还陪同着晁端彦、晁补之父子到大明寺校塔院等地游览。

六月十六日，是一年一度的坤成节，上了贺表的东坡先生，在家读起了《后汉书·朱晖传》。我们知道，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一直是苏东坡自少年以来用功最多也受益最大的书之一。

六天后，苏东坡被除为兵部尚书，并充当卤簙使。因为哲宗皇帝将要亲郊，拜吕大防为大礼使，胡宗愈为礼仪使，李之纯为仪仗使，韩宗道为桥道顿递使。

在扬州，苏东坡有感于当时的《仓法》（全称为《诸仓乞取法》）之弊，给朝廷上了劄子。认为仓法只是暂时推行的权宜之计，天下惊恐，古今所无，是一种盛世中的暴政，应该停止推行。

我们知道在历朝历代，官吏“廉洁”问题一直是困扰历朝历代统治者们的难题。

何以养廉？北宋时期的“重禄治赃”制度最具代表性。“厚俸养廉”首创于宋，认为应给予官吏厚俸，才能促其廉政。尤其是宋神宗时期的“熙宁变法”，王安石首创“仓法”即“重禄法”，以此来整顿吏治。

宋代的厚俸是史家共识，宋代官吏待遇之优厚，历代少有。宋朝在实行“仓法”之前，各级官员间俸禄差额大，只有少部分位极人臣的高级官员们生活富庶，绝大部分官吏们依旧挣扎于基本的温饱问题之中。

“仓法”的制订和实施，与主持者王安石的一贯主张和不懈推动密切相关。早在嘉四年（1059年）的《上仁宗皇帝书》中，王安石就明确指出：“方今制禄，大抵皆薄。”“加俸养廉”是王安石一直崇尚的吏治原则。《重禄法》即熙宁“仓法”，全称为“诸仓焉取法”，是王安石变法期间的重要举措。

王安石变法时期所行仓法，既注意从俸禄制度上为吏人提供不受赇的必要生活条件，又注意以立法的形式严惩吏人的受赇枉法行为，并从法律制度上向受赇恶习展开攻势，这些措施切合实际，易见成效。从上述重禄法整顿吏治的效果来看，成效显着，然而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赃罪发生的根源。

甚至在一些名臣眼里，“重禄法”治赃仅是应付贫困的权宜之计。实行厚俸是为了养廉，“夫厚禄食者，盖欲耸其廉洁，以砥砺清操，”从而达到廉政建设的目的，然而高薪并未达到预期的廉政。事实上他们赇取无度，仕风日坏，造成了吏治与费用的恶性循环。不断加重的搜刮，使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中，而被迫铤而走险。各地不断发生农民反抗，从而影响统治。但不可否认的是“厚俸养廉”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仅仅靠增加俸禄远不足以从根本上杜绝贪污腐败。

苏东坡在州郡任职以来，亲眼目睹了诸多贪官污吏的不齿勾当，所以一眼就看出了仓法这种制度的种种虚伪性与欺骗性，因此才斗胆上书的。

仓法的弊端被苏东坡上书揭批之后，他又于同日向朝廷上书了有关漕运欠折严重的问题。因为当时发运使向京师运送的粮食定额，往往以起运时的数额为准，而不是以运到京师的粮食数额为准。路上即使有千难万险，发运使也不会尽心尽责，因此造成了极大的浪费。苏东坡还乞申明《元佑编敕》，废罢近日仓部起请之仓法，仍取问官吏擅立随船之法，罢沿路随船检税之法。

所幸，这次的上书得到了朝廷的允准。

东坡先生之所以这样不厌其烦地甘于冒犯圣上的威严而上书言事，皆是因为苏东坡自觉自己“忝备侍从，怀有所见，不敢不尽也。”